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总书记强调: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因此，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从微观上看，产业结构升级指企业通过技术升级、管理模式的改进、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产业链升级实现企业整体结构升级。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主体主要是市场中成千上万的企业，企业决定是否进行技术升级或改进产品质量与管理模式等取决于该行为是否有利可图，当企业选择技术升级时不仅要考虑技术升级带来的收益，如成本的减少、效率的提升，而且要考虑购买先进设备或研发投入带来的成本。  

因此，许多学者从企业技术升级 (将企业任何关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改善产品质量等相关行为都称作企业技术升级) 的成本与收益角度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研究。张忠杰认为当前的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2003～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检验证实环境规制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吴振华实证研究了劳动报酬与企业升级的关系，认为劳动报酬的增加会改善消费结构和增加消费规模从而增加企业进行技术升级的收益，进而推动整体产业结构升级。高波等认为房价的提升会抑制居民的消费，减少对企业产品需求，抑制企业进行技术升级; 郭文伟和李嘉琪通过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也得出相同的结论。Bo等和柏培文等认为人口流动进而提高知识的交流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技术研发投入效率，促进企业技术的提升。邓晶和管月、叶德珠等从金融角度分析，认为好的金融环境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减少企业技术升级的成本，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由于企业升级与否取决于企业升级的成本和收益，因此许多学者建议政府通过补贴、税收等相关产业政策来减少企业技术升级的成本，增加相应的收益，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张璋和周新旺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工业、服务业和政府的3部门效率模型，并通过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通过减少政府对工业用地的补贴会增加低技术、高耗能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毛其淋和许家云以新产品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通过对政府补贴进行回归，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戴晨和刘怡从企业的研发与投入视角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比较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与投入活动的激励效果，发现其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涂文懋和刘树林］通过2007～2016年我国674个高技术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回归发现，政府的创新补贴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于国有企业并无显著作用。韩刚和谢云飞通过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回归得出类似结论，政府补贴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而且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政府补贴对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

从上述文献梳理可知，诸多学者从微观企业决策层面来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政府的补贴和税收政策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建议政府通过相关产业政策，来减少企业技术升级的成本，增加企业技术升级的收益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升级，从而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从企业博弈的角度来分析我国企业的技术升级决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以古诺模型为分析框架，研究政府对企业技术升级的补贴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企业在进行技术升级决策时，只有当政府对企业技术升级的补贴和收益总和可以弥补升级的成本，企业才会选择技术升级，但是企业在不同市场状态下获得的收益不同，当所有企业都进行技术升级时，企业之间的竞争较为激烈，会压缩企业利润，此时企业预期技术升级的收益较小;而当只有部分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时，高技术企业占据成本优势，企业预期技术升级后能够带来较高的收益。因此，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政府的补贴与企业技术升级的收益之和不同，从而导致政府补贴对企业的技术升级决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通过构建企业之间的两阶段博弈模型，描述在不同市场状态下的企业关于技术升级决策的均衡状态，认为政府补贴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两阶段效应，当补贴力度较小时，补贴对产业结构的边际影响较小，当补贴力度较大、超过某一临界值时，补贴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影响要大于第一阶段，并通过相关数据采用门限回归模型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也是据作者所知首次检验政府补贴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效应。

该文章以“政府补贴、产业结构升级与阶段效应——基于古诺模型的分析框架”为题，发表在《工业技术经济》2020年05期 第119-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