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刘红光等，2011；2014）。随着中西部地区自身企业的迅速成长和外来资本的加速进入，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投资、企业数量和出口的增速都远快于东部沿海地区。然而，从空间分布来看，不同于沿海地区经济活动的高度集聚，中部地区的制造业呈现出了相对分散的态势，很多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域也吸引了大量制造业企业进入（郑艳婷等，2018）。这与东部地区经济活动高度集聚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些高密度的区域性集聚体形成鲜明对照。

众所周知，空间分布的不平衡似乎是当今世界经济的普遍特征。大部分经济活动都集中在了沿海港口附近，形成了很多超大城市。经济集聚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了众多支持。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是集聚的初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性的存在推动了集聚的强化（Mill , 1972；Goldstein and Moses , 1975; Fujita and Thisse, 1996;  陆铭，2011）。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全球分散分布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使得集聚更加必要（Scott，2001）。全球性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体在空间上的大范围扩展，甚至挑战了城市的定义，很多学者认为需要重新定义城市（Simmonds and Hack, 2000; Scott, 2001; Soja, 2000,2014; Storper and Scott, 2016）。但是，这种大规模的集聚模式是否是所有区域的必然选择？为什么我国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设如火如荼的同时，企业、就业的空间分布却呈现分散分布为主的模式？

东部地区吸纳大量外资，经济的出口导向特征明显，全球化使得经济要素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高度集聚（Sit and Yang, 1997; Zheng, 2009），形成了世人瞩目的城市群。而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转移产业，更多受到国家出口转内需政策的影响，内向型经济特征明显（石敏俊等，2013）。不同的发展背景是如何导致不同的空间反应的？

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之所在。这些区域人口密集、产业基础相对雄厚，地理上接近我国沿海两大城市群。他们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地缘、亲缘优势使得它们成为了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核心地带。过去20年间，四省经济增速均快于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成绩卓著。

制造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原动力，更是城镇空间格局演化的重要基础。因而，本文将重点关注中部四省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扩散态势，并寻求中部独特的制造业厂商厂址选择的核心区位要素，与东部的集聚区域的集聚要素进行对比。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研究主要做了三件事情：（1）根据中部四省制造业企业选址，刻画其时空演化趋势；（２）在新经济地理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框架下探讨中部地区空间集聚和扩散态势的影响因素；（３）运用中部四省的县级数据检验各因素对制造业布局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对文献构成了以下几点发展。第一，全面展示微观企业主体的实际选址，并对其地理分布进行呈现，弥补之前大多依靠行政单元内人口或经济数据来判断城市空间格局研究的不足；第二，在实证研究中，以县为基本的研究单元，深化以往对地级市的企业选址影响因素研究；第三，考虑了东中西部之间经济、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区域差异，同时也考虑了区县间变量作用随时间的动态调整。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区位影响因素等相关文献的回顾；第三部分是理论解释与假说，分析不同时间段内中部区县制造业分布的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是运用核密度进行长江中游四省新增制造业空间重构分析；第五部分是区位要素模型分析，引入计量模型，并报告了实证研究的结果；第六部分是结论探讨。

该文章以“长江中游地区制造业分布为何呈分散态势？”为题，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５期（总第269期）